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渭南，一个诗人的精神原乡。 一千二百年前，一位中年诗人将亡母灵柩运回渭南下邽安葬。他叫白居易，字乐天。回乡丁忧期间也是他的仕途低谷期，而渭南，是他祖先的故地，也是他可以停靠的港湾。 在这里，他写下《重到渭上旧居》、《渭村退居》、《渭村雨归》，写下那些与田园、与草木、与炊烟有关的诗句：“四十为野夫，田中学锄谷。”“何言家尚贫，银榼提绿醑。” 锄谷种菜，看风吹过原野。渭南的风物，抚慰了一个失意诗人的心。 此后的人生里，他走过长安的宫阙，看过杭州的烟雨，听过洛阳的钟声。而渭南，始终静静躺在他的身后——那是他祖先安睡的地方，是他血脉来处，是他可以回头望一眼、然后继续前行的坐标。 一千二百年后，另一位“伯鸿”，从黄浦江边来到了渭水之畔。 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，而是一个名字——陆费逵，字伯鸿，中华书局创始人。 一场跨越千年的相遇，就此开始。 1912年元旦，上海福州路上一家新书局悄然开张。创办人叫陆费逵，字伯鸿。那一年，他26岁。 这个名字，今天很多人已经陌生。但在中国出版史上，他被称为“现代教科书之父”。清末民初，他推动教科书革新、创办中华书局并系统性地编纂出版适应现代教育体制的教科书体系，对中国近代教育和出版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。 就在民国成立的同一天，《中华教科书》面世。首印几十万册，瞬间销售一空。此后的几年里，据说全国每三个小学生手中，就有两个拿着中华书局出版的课本。 “伯鸿”二字，从此与一个民族的新生紧紧绑在一起。 陆费逵曾说：“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，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；我们希望教育进步，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。” 这份理想，穿越百年，至今未变。中华书局在全国开设的直营书店，皆以“伯鸿”命名，每一家伯鸿书店，都是这份初心的延续。 中华书局见证了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重要时刻： 它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古籍整理工程《二十四史》点校本，成为此后半个世纪最权威的版本； 它推出了《资治通鉴》《全唐诗》《全宋词》，让普通人得以触碰千年文脉； 它编撰的《辞海》，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案头必备； 它出版的《管锥编》《谈艺录》，让钱锺书的学问走向更广的读者。 鲁迅的《域外小说集》由中华书局再版，茅盾、郭沫若等大家的作品也曾在这里留下印记...... 有人说，翻开中华书局的版权页，就是翻开半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。
而在中华书局的出版史上，有一个名字与这家书局结下了特别的缘分——白居易。 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《白居易集》《白居易诗集校注》，以及书后所附白居易年谱，是研究这位伟大诗人的权威版本。他的三千首诗作，他的生平事迹，他的喜怒哀乐，被一代代编辑精心校勘、注释、传播。 白居易在渭南生活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渭南却贯穿了他的一生。 他的祖父白锽曾任巩县令，死后葬于下邽；他的父亲白季庚历任多地，最终也归葬于此。白居易在《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》中写道：“府君讳锽，字上钟，都官郎中讳季康之子……葬于华州下邽县义津乡北原。” 此后多年，无论身在何处，白居易都会回到渭南祭扫先人。他在《祭弟文》中写道：“下邽北村，尔茔之东，是吾他日归全之位。”渭南，是他血脉的根，也是他为自己选定的归处。 千年之后，这家让白居易的诗篇流传至今的书局，在这位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，开了一家书店。 有人说，这是一种奇妙的呼应。这就是中华书局与渭南的缘分。这就是伯鸿书店与白居易的隔空对话。 2026年1月16日，中华书局伯鸿书店西北首店落地渭南，新洲新悦天地店开启试营业，4月下旬将正式开业。 35000册藏书，25000件文创，1500平米空间。古籍区，儿童绘本区，文创区、轻餐区、脱口秀剧场......这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书店。它是一个可以读书的地方，一个可以聊天的地方，一个可以发呆的地方，一个可以笑出声的地方。 从1912到2026，从黄浦江边到渭水之畔。 百年书香，此刻渭南。见字如面，书店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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